我之生命观——高一上学期总结（想法篇）

大概半年以前，我意识到三个事实：

1.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掌握的的知识会变多，但我的体力、脑力都会下降。

2.成年以后，经历社会的磨练，我大概率变得“成熟”——对稳定的生活感到满足，把探讨人生意义视作无用的空想。

3.人一辈子，如果没有对人生意义这一话题进行过思考，那是作为人的遗憾¹。

所以，我能隔离物质的牵制、世俗的侵扰，“无忧无虑”地思考的日子，屈指可数。自然，我选择珍惜它。

于是，回顾高一上这一学期，最值得总结的，是我人生观的历程。

如果说哲学和文学能引发人们对终极问题的思考，那么最终让一个人坚信某一“主义”的，一定是自然科学（当然，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支撑。从前，哲学家使用逻辑学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从 1953 年 DNA 的双螺旋结构被揭示，生命科学毫无争议地接过了诠释“生命意义”的接力棒。

显然地，人类是动物，是生命。

于是，我满腔热血地学习生命科学，收获不少智慧。同时，我发现了实现我“天下大同”理想的技术手段²。

然而，我对科学的固执，和渴望“普遍性规律”的天性，导致我陷入了“基因中心论”带来的空虚当中。从达尔文奠定进化论基石、魏斯曼种质学说为新达尔文主义奠基、沃森与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克里克提出中心法则，到道金斯《自私的基因》，演化的主体被进一步从物种和个体向下还原至基因层面。

这种“还原论”思想看似只是演化生物学理论，但对试图通过生物学探寻生命意义的我，意味着生命主体性的彻底丧失——我们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基因的生存策略，我们的快乐、幸福感也知识基因设计的奖励机制。人的自由永远无法实现，因为它“被欲望所支配、受有限的智力所指引和蒙蔽、为生存而受苦”（周国平语）。于是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思考都不再具有价值，人们的行为好似井底之蛙，显得多么荒诞。仿佛自然科学此时与哲学相会，道出了虚无主义的终极答案³。

经过反复的确认，我一度认为上述逻辑已形成闭环，恐怕要把我永远困在虚无主义泥沼之中。好在我记得罗素的教诲：”I would never die for my beliefs because I might be wrong.” 我没有放弃对还原论的质疑，我更加广泛地了解包括“整体论”、“系统生物学”流派的观点。一位受到争议的学者 Denis Noble 就热衷于演说其“新达尔文主义已死”的观点，相信生物存在基因之外的”主体性(agency)”。搞清楚这些研究已经超出我目前的能力范围。所以，它告诉我不必过早执着于某一“主义”，探索的路还很长。不必在现在就否定人生的意义，或许像 Waston 一样得了诺奖以后再悲观地说：”I don’t think we’re for anything. We’re just the products of evolution.”也不迟。

最后，我注意到开篇运用了“人生观”一词。出于谨慎，我向 Gemini 询问了人生观的定义。他说这是哲学中关于“人为了什么而活”以及“该如何活”的核心命题。

我笑了，我似乎只关心“人为了什么而活”而完全忽视了“该如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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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

1. 此观点在 Viktor Frankl、Jean-Paul Sartre、Albert Camus 等著作中常见。 ↩︎

2. 我的两大梦想：通过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技术，突破人类寿命限制；通过脑际接口技术，实现人与人之间高效、充分、超语言的沟通，推动人类思想走向“大同”，消除贫富差距，助力人类在演化史上迈出新的一步。梦想1的动机和后果都值得商榷，因此，我决定将梦想2作为现阶段的奋斗目标。 ↩︎

3.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based upon insight gleaned from the gene-centered view of evolution, biologists George C. Williams, Richard Dawkins, and David Haig, among others, concluded that if there is a primary function to life, it is the replication of DNA and the survival of one’s genes. Responding to an interview question from Richard Dawkins about “what it is all for”, James Watson stated “I don’t think we’re for anything. We’re just the products of evolution.”——Wikipedia ↩︎